“我对这个事情很着急，希望国家能尽快通过行业部门减排信用办法，并让其进入实施阶段。”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近日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尽管现在碳市场前景并不明朗，但姜克隽指出，在碳交易这个领域，中国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是CDM（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CDM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销额的转让与获得），然而，我们研究之后，觉得行业部门减排信用办法比CDM更具有可行性。” 姜克隽说。
CDM未来生疑
何谓行业部门减排？对此，姜克隽给出了详细解释：“在行业层面设定具体排放目标，然后将国家的承诺目标与各行业部门的具体经济、技术指标结合起来，转化为各行业部门的减排目标。”
据姜克隽介绍，中国推动行业部门减排的动力源于两个方面：一是CDM发展前景不明，二是CDM在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
据了解，在6月17日结束的波恩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上，尽管各国在技术层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存续等核心问题上依然没有打破僵局：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明确地表示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做任何减排的承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存续、发达国家减排指标、长期资金等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明显。
“由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否继续存疑，所以依托于该议定书框架的CDM机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姜克隽说。
据了解，尽管CDM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碳减排的发展，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屡遭诟病。首先，CDM是以具体项目为对象，从项目规划设计到最终获得签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主要的关卡有三个：管审批的国家发改委，负责审查和监测的国际认证机构（DOE），握有注册和签发大权的CDM执行理事会（EB）。EB作为整个CDM市场的主导者，制定基本游戏规则。在EB成功注册，意味着一个项目正式成为CDM项目。此外，CDM项目还需要满足额外的要求，其所经历的额外的审批程序等都会给开发者带来一些额外的交易成本。
“与CDM相比，行业部门减排审批程序更加简化，交易成本也更低。”姜克隽表示。
行业减排优势突出
“采用行业减排信用方法，企业进行碳交易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在联合国注册核准，也可以通过其他国际合作方式。而且由于该方法是确定行业的整体减排目标，所以不用像CDM项目一样，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步骤去确定具体项目的真实减排量。”姜克隽对本报记者解释道。
根据姜克隽介绍，该机制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具体操作，分别是国家层面的核准、行业联合体的监管以及企业的参与。
“以电力行业为例，国家发改委可以成立相关机构来管理，制定整体原则，而电监会和中电联（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则可以做MRV（测量、报告、核查），各个电力公司则根据确定的减排目标进行碳减排和交易。”姜克隽解释道。
据介绍，在该机制下，首先需要在该行业长期运行数据基础上，设定一个减排基准线，然后该行业中企业碳减排量与该基准线之差既可进行碳交易。
“由于中国电力行业产品单一，而且数据统计比较好，我们仍然以电力行业为例， 首先设定中国2020年的火力发电能耗目标是325克标煤/千瓦时，得到火力发电减排目标大约为0.7千克CO2/千瓦时，再加上水电、风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的能耗数字，平均计算出整体电力减排目标大约为0.5千克CO2/千瓦时，所以对于中国电力行业而言其基准线就为0.5千克CO2/千瓦时。”姜� | 
